政策主張

 

1. 石油與天然氣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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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正一邊准許從能源生產的環保標準很糟糕的國家進口能源產品,一邊禁止亞伯達出口自己的石油——甚至“出口”到本國的其他省份也不行。這種偽善行徑多麼驚人!我們必須要明確指出,這種行為,實際上是自由黨自私自利收買選票的做法,應當被徹底叫停。

 聯邦政府必須要動用自己的權力,保證輸油管道得到建設——特別是在這些輸油管道的支持者們,已經花費了大量時間、精力與財力,並且已經贏得了廣泛的信任,令社會各界准許管道建設的前提下。

 我們亞省的能源業,和自由黨執掌的聯邦政府,在歷史上已經發生過摩擦。當我們的父輩們在20世紀80年代,因為前自由党總理皮埃爾·杜魯多的國家能源計畫(National Energy Program)失業時,其他許多國家的油氣業正蓬勃發展。反觀當時的加拿大能源業,正被掣肘,停滯不前。這種對能源產業的破壞,是在1984年,被一個新當選的保守黨聯邦政府所修復的。35年之後,我們保守黨人正為了同樣的使命做準備。

 現任聯邦政府本有權力保證穿山(TransMountain)油管的開工建設。它不但沒有這樣做,而且選擇去人為地對東部油管(Energy East)項目施加層層阻礙,還直接、公然地叫停了北方油管(Northern Gateway)項目。聯邦政府必須要動用自己的權力,保證輸油管道得到建設——特別是在這些輸油管道的支持者們,已經花費了大量時間、精力與財力,並且已經贏得了廣泛的信任,令社會各界准許管道建設的前提下。

 目前自由黨聯邦政府在油管專案上的做法是危險的,將會讓投資人們覺得,在加拿大投資充滿風險。如果政府繼續不管不問,讓已通過的各類專案評審的結果得不到貫徹,未來我們的所有重要工程項目恐怕都無法順利推進。

 而將納稅人所繳納給政府的錢丟給有關企業,不但不能解決問題,而且從根本上來說,就毫無必要。這種做法只會把投資風險轉嫁給納稅人,而納稅人們在承接這種不必要的風險之前,已經盡了自己的本分——納稅養起了負責分析狀況、回應需求、制定計劃,並最終批准建設的這一整套行政體系。

 - C-69號聯邦法案

 我需要特別提及一下C-69號聯邦法案(對能源業及其環境影響實施一系列新管理規則,極大限制了未來的能源管線專案的建設)。這條法案的內容極度缺乏考量,並將對我們的經濟的發展與繁榮構成嚴重的威脅。

 這條法案已遭到了來自多方——包括數省的省政府——的反對,因為他們認為,這條法案不但會進一步拖累加拿大的經濟競爭力,還會助長市場的不確定性。而這種市場不確定性,已經在逼走加拿大市場上的投資了。投資人們已從加拿大撤走了數以十億、百億計的巨額資金。如果C69法案正式通過,撤資量恐怕只會有增無減。

 這不僅僅是油氣產業的問題,而是關乎整個加拿大市場的問題。它已經威脅到了我們國家一些最主要的創造就業、促進繁榮的驅動力。可以預見,它將在大範圍內,對我們的礦業、農業——當然還有能源業——造成重創;然而與此同時,它也將影響可再生能源、漁業等產業,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基礎設施建設。

 為此,我主張:C-69號法案不能得到通過。它不能為資源開發鋪平道路。它更不能為加拿大鋪平發展之路。


2. 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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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的政府課稅的時候,它應該是要利用這些資金,去解決各種問題的。但是在碳稅這個政策上,我看不到一點點解決問題的意味。

 我們亞省的碳稅所做的,僅僅是再分配一下財富——從每個人手裡收走,然後其中一部分被返還給低收入人群。至於設立它的本意,是要讓我們“克制”住消費產生碳排放的產品的“欲望”。

 這個政策裡沒有任何明確減少碳排放量的內容。它是一種稅,從加國人手裡收上來,被花掉,有些情況下被再分配掉。它僅僅是一種新的稅。

 省碳稅是在我們給汽車加油的時候向我們收的,附加到燃油的價格上。(它還會在我們取暖時候收,而取暖對我們來說是剛性需求)然而,我們在給汽車加油時,已經向兩級政府繳納了燃油消費稅了。並且,我們沒有得到任何保證說,碳稅為政府增加的財政收入將會被用在道路維護、節能減排,或者其他任何有關的公共服務上。這些稅從我們手裡被收走,然後——就沒有任何下文了。

 自由黨政府倡議的聯邦碳稅,也是一樣的操作方式。這個政策裡沒有任何明確減少碳排放量的內容。它是一種稅,從加國人手裡收上來,被花掉,有些情況下被再分配掉。它僅僅是一種新的稅。

 2009年,亞省嘗試推行了一條政策(the Specified Gas Emitters Regulations,“特定溫室氣體排放者有關法規”),用以向大規模碳排放者收取費用,然後以這些費用為資金,推進二氧化碳減排,以此作為應對溫室氣體排放的一種方式。這種“選擇性碳稅”雖未達成預期的減排目標,但它至少有針對性地取得了成果。

加拿大位居大陸北端,寒冬漫長,且各主要經濟區分佈分散,相距遙遠。我們天然就需要更多高碳排放量產品(能源等)。一個為西班牙一類的國家量身定做的碳減排政策,不會適合加拿大。

政府有有效推進碳排量減少的能力——方式是推進節能等領域中的技術進步。今天,相比二十年前,我們的普通汽車已經節能了一倍不止,並且它們隨著技術進步,還能做到更加節能。實際上,我們也經常可以看到這類的技術創新,比如“輕量汽車”等。但是,如果整體的政策環境是混亂的,例如各類規章、稅種相互衝突或重複,類似這樣的技術創新的步調將被拖慢。

最後,消費者們需要看到實施節能減排帶來的好處,而不是只看到減排的成本。碳稅政策只會增加消費者的消費支出,並且政策施行所產生的盈利只會流向政府。這種模式需要改進了。


3. 政府公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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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聯邦轉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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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礎設施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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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民主與“社會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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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移民與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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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遇到過這種情況。無盡的政府赤字轉化成不斷增加的政府債務,而這又反過來導致懲戒性的高額償還支付。而當政府公債超出了我們的償還能力,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就必須要減量、限量供應了。

 我們的醫療以及其他寶貴的公共服務都受困於這個怪圈。為了償還總在增長的債務,稅收將被不斷加高,最終導致我們的經濟喪失競爭力,工作崗位大量減少;而到了那時,政府又需要增加社會財政支出,因為失業的人們需要幫助。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我非常擔憂目前這屆自由黨聯邦政府的花錢習慣,特別是在那些不需要注資的領域的注資——例如他們搞的“加拿大基礎設施投資銀行”(Canada Infrastructure Bank)。

 除此之外,我還非常困惑,為什麼在這屆聯邦政府通過財政支出,把加拿大全國性的失業率降到了40年最低的同時,亞伯達(在這次經濟衰退週期內,就業損失最為慘重的省)的失業率依然徘徊在7%左右。既然這屆聯邦政府在全國經濟上注資如此之多,他們應該有很多機會給亞伯達提供些援助,幫助亞省渡過衰退期呀。

赤字,實際上就等同於被延遲的稅收。無論我們借了什麼款,都需要償還。投入經濟運行當中的財政補助,最終往往也要從經濟當中抽回來。另外,除了和其他債務壓身的國家比較,我們去計算聯邦政府的“負債比率”完全沒有意義。企業的戰略,不能直接套用到政府身上。政府並不能如同企業一般,通過債務融資的少稅屬性獲利。

 我非常擔憂目前這屆自由黨聯邦政府的花錢習慣,特別是在那些不需要注資的領域的注資——例如他們搞的“加拿大基礎設施投資銀行”(Canada Infrastructure Bank)。

 債務融資的手段,應當被留存到我們的經濟需要激勵的時候,我們的經濟轉型的時候,再使用。當前,加拿大經濟並不處在這種階段。


在過去的三年內,我們看到,即便亞伯達正在經濟泥潭裡掙紮,我們省依然要轉錢給其他的省份。聯邦政府的轉移支付政策,使得各省的經濟都開始依附轉移支付提供的資金,依附這個轉移支付體系。然而這個演算法本身,根本沒有起到它該起的作用。

 我想,實際上我們對轉移支付的看法,都遠比一句簡單的“反對”要複雜。大部分的加拿大人,都認同轉移支付背後的平等互助原則。我們是一個國家,因此如果我們想在一定程度上均衡一下各地居民所享受的政府服務與福利,也完全合理。

 然而,出於一系列複雜的原因,我們認同的這種原則,並不是當前的轉移支付體系所達到的效果。同時,因為原因的複雜性,各級、各屆政府常常甩手不管,回避討論“納稅人繳納的稅收該如何在各省間分配”的問題。不過,過去數屆政府也有指定、提出過改進方案。與此同時,我們都需要意識到,現有的轉移支付演算法,鼓勵了各省對轉移支付形成依賴性。這一點,必須得到改革。

 與此同時,我們都需要意識到,現有的轉移支付演算法,鼓勵了各省對轉移支付形成依賴性。這一點,必須得到改革。


 

我們生活在加拿大,享受最大的便利之一,便是我們的基礎設施。卓越的教育、醫療、社會支援系統,讓我們作為個人得以成長、成功。而道路、鐵路、管線、能源等有形的基礎設施,則是我們的經濟賴以運行的基礎。

 我到訪其他國家時,經常能看到基礎設施的匱乏是如何影響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的。我們的政府肩負著一項重要的角色:保證加拿大人有足夠的基礎條件去追求生活的興旺、繁榮。

 但是,我們讓民營企業參與基礎設施建設的體系已經失效。如果我們安於現狀,我們這個國家未來將很難再新建任何長期性的項目。我們的審批過程需要透明,而任何的審批結果都應得到尊重。

但是,我們讓民營企業參與基礎設施建設的體系已經失效。我們的審批過程需要透明,而任何的審批結果都應得到尊重。

 失去基建專案,將導致我們失去機遇和成果。失去基建,將導致加拿大無法再守住前人留下的發展成果,或借助前人的肩膀取得新的成就。在我們的後人眼中,我們將是不負責地揮霍先人遺產的一代人。

 如果我當選國會議員,我的工作重點之一,就將是密切關注政府如何能夠鼓勵投資者,讓投資者們們積極參與加拿大的基礎設施建設,使我們享受的便利得以保持。與此同時,我也將密切關注政府什麼時候不該介入,讓我們的基建系統自由發揮成效。


我們當前的政治決策機制,往往弄混“對這個國家有利”與“對這個國家內特定的人群有利”這兩件事。我們的政治決策往往只看重短期利益。在決策討論機制中,重要問題常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延後,延後到最後,根本沒有得到討論。

 “社會許可”(Social license)這個概念,定義很不明確。雖然同屬一個社會,有些人也許永遠不會對一些事表達認可。而於我而言,社會許可這個概念代表著對民意代表的認可。它的主要來自於選民的投票,並伴隨著對社會制度的尊重,以及對少數群體(投票中的少數派)的代表性。

 如果被選為您的國會代表,我將充分尊重與我的見解不同的聲音,並向最大可能性地有利於我的選區內所有選民的方向,積極推動各項決策。而作為國會議員,保證我們所做的決策有利於這個國家的發展與進步,也將同時是我最重要的目標之一。

 我們的政府的合法性來自選票,因此對政府來說,信守對選民的承諾是一種義務。我們的制度設計尊重程式,也尊重所有參與其中的公民的權益。然而,在特定情形下,某些政策或專案的反對者會假以“社會許可”的概念,阻撓利國利民的決策的推行。

 我們的決策程式應當充分透明,並為順利的決策過程鋪平道路。它不應當成為一種無盡拖延的零和遊戲,讓所有商討最終總是無功而返。

 如果被選為您的國會代表,我將充分尊重與我的見解不同的聲音,並向最大可能性地有利於我的選區內所有選民的方向,積極推動各項決策。而作為國會議員,保證我們所做的決策有利於這個國家的發展與進步,也將同時是我最重要的目標之一。


于加拿大的歷史而言,移民始終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數代人的時間裡,加拿大接納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移民的到來,豐富了我們的社區與生活方式,也讓我們的經濟得以持續增長、繁榮。

 我在敲門拜訪我們選區的居民時,遇到了許多新到加拿大的移民。他們略帶緊張地分享了他們的故事。他們告訴我,雖然他們是遵循著一系列明確的規定,最終得以進到我們這個偉大的國家的,但這套系統正在逐漸失靈。他們尤其惱火近期快速增加的“走後門”式移民——“非正規”越境者。許多新移民都花了數年的時間辦理手續,以遵從給定的移民規定。因此,他們對這種“插隊”行為感到尤為不滿。

 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杜魯多領導的自由黨聯邦政府缺乏規劃與準備,不知道我們該如何公平、公正地管理移民系統;不知道如何將新來者——無論他們是因何種原因而來:逃離不義與壓迫;為自己或後代尋求新的機會;抑或是與家人團聚——積極接納為勤勉而有尊嚴的新加拿大公民。

 我非常支持保守黨近期宣佈的政綱。這些政綱包含著保守黨對加拿大未來的願景:公平、秩序。與關懷。這些政綱包括:原則性地促使新移民可以在最短時間內自給自足,並進而為加拿大做貢獻;讓“經濟移民”們可以最快地將自己的技能匹配加拿大的崗位需求,獲得成功;以及尋求一種公正、有效的方式,使加拿大可以庇護世界上最脆弱的人群。而這些政綱中,最為重要的一條,則是對於施行清晰、透明的移民准許機制的承諾。今天,我們的體系正缺乏這種機制。而如果我得以當選,我承諾我將以國會議員的身份,幫助我們的國家完善這種機制。

我們需要修補我們的移民體系中正被利用的漏洞。有些漏洞出現在我們的國家本土,有些漏洞則為海外的規則破壞者打開大門。在如今這場亂局中,杜魯多聯邦政府幼稚而錯誤地向海外宣告了這些漏洞的存在——有些漏洞在經濟方面,另外一些則來自制度性的原因——而且罔顧這樣“廣而告之”的後果。

 我們首先要問自己的是:我們在通過自己的體系,授予一些人難民身份的時候,想要的是什麼樣的結果?自從“非正規”的邊境越境點出現後,已經有四萬人通過這條“捷徑”,進入了尋求加拿大庇護的申請流程。如果我們放任不管,不投入人力物力應對這個問題,這些棘手的申請案例會越堆越多。對每個這樣的案例來說,大致的審核時間可能會從33個月延長到86個月——也就是說,7年之久!目前,我們在每個申請案例上,平均已經要花去1萬9千元;而隨著審核時間的延長,我們耗費在每個申請案例上的費用,也將繼續水漲船高。再加上初步統計顯示,這些“走後門”庇護申請的成功率,只有正常難民身份申請成功率的一半。因此,除非聯邦政府選擇降低庇護申請成功的門檻(然而請注意,這種舉措只會幫倒忙),否則等待我們的,只會是花費巨額的財政資金,供養著一個績效糟糕的審批體系。

 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杜魯多領導的自由黨聯邦政府缺乏規劃與準備,不知道我們該如何公平、公正地管理移民系統。

 正視這一現狀,就是尋求問題解決方案的第一步。讓我們一起檢視一下我們在本土及海外的移民律師、移民顧問身上的花費吧。這些開銷保證了我們體系運作的結果,捍衛了我們規則制定的初衷了嗎?還是說,當這些資金被轉而用來幫助移民和難民們建立新生活時,會更有利於加拿大呢?